人性善恶论对社会的影响

 
 人性是什么,不外四种看法:第一,人性本善。第二,人性本恶。第三,人性即善又恶。第四,人性非善非恶。其中,第四个观点是对人性及人性问题讨论的否定,它可以和第三个观点划为一类,因为都认为人的善恶不是内在的,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。他们的最终结论是,人可以通过教育学习,达到至善之美的境界。而这一结论在客观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殊途同归,不谋而合,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也最终会走在一起,不知觉中,第三、第四种观点成了人性善的另两种说法和版本。因此,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,社会中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就两种:人性善和人性恶。

法家认为性本恶,主张实行严刑峻法,高压恐怖。结果是恶上加恶,恶性循环。秦皇执政12年,被处宫刑的人就多达70多万人……。秦亡,酷刑、文字狱、连坐、户口制度等恶的锁链代代相传,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。法家的“人性恶”理论不彻底,他们认为皇帝是善的,这样一来,就陷入自相矛盾,“人性恶”理论就崩溃了。

儒教认为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(《三字经》)。“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,水无有不下”(《孟子•告子上》)。即:人一生下来是善的,随着年龄的增长,在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、诱惑下,才慢慢地学坏了,变恶了。因此,只要不断地学习,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坏习气去除掉,人就能恢复他本来的纯洁面目——善。

儒教人性论的后果是:

1)复古主义与排外主义

仲尼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(中庸)。孔子认为最高典范就是远古的尧舜和周朝的文王武王了。他一味地怀古、恋古、思古、述古、信古、法古、玩古、学古、教古、吃古、卖古、忠古、孝古……凡是古的,就是好的,而且是绝对的好!为了使中华文化不致消沉堕落,只有一个办法:不许改革,不许创新。如果有人大胆改革创新呢?立刻打压!完全扑灭!

孟子“道性善,言必称尧舜”。又曰:尧舜既殁,圣人道衰,暴君代作(孟子滕文公下)。意为:尧舜以后,圣人之道就衰落了,所出的都是暴君了。这样搞下去,国家还有希望吗?

孟子说:要想国家大治吗?有办法!恢复古制,用周文王的典章文物和制度,五、七年的功夫就可大治了。至于个人,则要尽量返回到本性中去,把先天就已具有的善性给发掘出来。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,“万物皆备于我矣”;哪需要向外学习?满足于现有成就。视外国人为野蛮民族。以为自己都是好的,外国的都是坏的,而停滞自误 。

 
 
 2)导致了等级特权和虚伪败德

儒家认为人在善恶上有等差格局之分,性善说导致人自高自大,以圣贤、君子、好人自居。少数人被定为圣人君子,被豁免了作恶的可能性,从而置身于法律和众人之上;因此,自由、平等、博爱观念无法产生。

由于性善论,中国人认为通过努力学习就能成为至善、完美的范例;于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典范;而不学习、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刁民;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;官僚们拥有“刑不上大夫”的特权,不需要监督制约,结果是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,干尽了坏事。

为了维护官僚们的“善”的形象,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——造假:编造尧、舜、禹等假人物、假事迹,并为掩盖历史真相而删削诗经、篡改春秋;孔丘是造假的鼻祖,儒生成为最早的造假集团;使得中国人说假话、办假事、造假货源远流长,泛滥成灾。

美国有一项科学测试发现: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24分钟就会想到性。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、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你抛弃后,性欲,将最终成为你奋斗的唯一一个不体面、但最强有力的动机。或者说高尚动机、理想仅仅只是幌子;幌子下面,你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,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。不让上帝做你的主,情欲必做你的主。

由于儒家的性善论,使得中国人对“性”不敢正视,将“性”掩着、盖着、藏着、掖着;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;使得中国人拥有表面仁义道德,背后男盗女娼的虚伪。

事实上,人从娘胎里一出生,就具有抢夺、妒忌、贪婪等自私自利的天性,只不过程度轻微罢了。儒生们硬说那是孩子的恶作剧,视为可爱,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。

中国的俗语是:手心手被都是肉,儿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。许多中国人只有肉体,没有灵魂,没有精神,眼里只有钱;中国人心中没有神信仰与监督,所以时常偏离正道。譬如:吐痰、闯红灯等……只追求肉体快乐——吃喝玩乐、房中术、……导致了无数的犯罪。

 
 3)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个人自治领域,政府可深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。它的人性基础是:上智下愚。上等的“圣人之性”先天就善,不需要教育;“中民之性”和 “斗筲之性”需要教化、改造,方可臻于完善。因此,“内圣外王”的统治者以“修齐治平”、“化民成俗”为己任,强制改造人性。政府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干涉,剥夺了个人的隐私和良心自由。譬如:给女人裹小脚;康有为认为“民智未开”,主张开明专制,用皇权教化人民;民国时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的运动;毛通过洗脑运动来塑造社会主义“新人”等。

4) “性善论”必然导致对人治即贤人政治的重视;对法律、法治的忽视。孟子说:“君仁莫不仁,君义莫不义,君正莫不正,一正君而国定矣”。孔子倡导“德主刑辅”,对良民以仁政、对刁民诉诸刑罚。这导致了对多数人的蔑视和虐待。在儒看来,法律仅意味着:驭民的工具,而掌权者自身是超乎法律之上的。法律的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而非个人自由权利。突出公民服从义务和牺牲精神,保障人权的民法,进不了儒家的视野;因此刑法最为发达。

英国的享利•梅因说: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,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。大凡半开化的国家,民法少而刑法多;进化的国家,民法多而刑法少。他这几句话被西方的学者奉为至理名言。日本有的法学家据此发挥说,中国古代只有刑法而没有民法,是一个半开化的、文化低落的国家。在我国,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赞同态度。

 
 5)从人性至善进而相信人的理性能力,相信人类能掌握规律,相信存在一个完善的社会状态,并笃信为实现这个完善的社会而存在一个至善的万能政府,从而加强了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成的一元化管理趋势。自戊戌变法以来,儒教的人性善与西方舶来的理性主义结合,更加坚信人力无边、人定胜天、人应该宰制万物、征服自然。既然人的理性具有如此至上性,对天、对神的敬畏就不复存在,所谓用自然法来约束世间的权力就更无能为力了。

这些人自诩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规律并宣称人类有驾驶自然的能力,而一旦拥有了足够的力量(或曰暴力),他们会把人间变为“美好社会”的试验场,从而也有了正当的理由来镇压不同政见者。长期受科学万能教育的中国人,很难认识到人的有限性。

6)对人性的错误认识,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:正如柏拉图幻想哲学王的统治,中国的儒家性善论者一直盼望明君的出现,并没有致力于建构限制罪人的政治和法律架构。

儒教人性的至善性使制度设计者相信“人好一切都好”,关注权力的归属而轻权力的运行监控。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强调“克己复礼”,注重的只是“太子”个人内在的修行,并不注重社会制度的建构;并把无限的权力赋予某个人[王]或组织,这是罪人的狂妄之举。

儒教早把掌权者假设为以天下为公的圣贤了,对最高权力的控制就没有想过了。因此,自西汉到晚清二千年间未曾产生过实质性的分权制衡机制,无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(行政司法合一)、无类似于英国古老的“自然公正原则”的程序制度。百年宪政建设的焦点始终停留在“谁掌握了权力”以及掌权者如何通过宪法去巩固“胜利果实”这个层面上,因此创造了不到80年而颁布14部宪法典(草案)的世界奇迹。

 
 
 
 基督教认为人性恶,一无良善。亚当和夏娃经不住诱惑而偷食了禁果,这是人第一次违背上帝的命令,因而犯下了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。

1) “原罪面前,人人平等”!《圣经》里有个故事:有妇人犯通奸罪,依摩西的法律当乱石砸死。法利赛人把这案子交给耶稣。耶稣说,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,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。人们听了这话,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去了。结果,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中的石头砸向这妇人,耶稣放了她。假如那人群中掺杂着一个中国人,这妇人就遭殃了,准有一块石头击中她的命门,叫她一命呜呼。

中国人不承认人人有罪,只承认“个别人是没有罪的”[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即圣贤无罪过,这是中国谎言文化的根源]。为证明自己没罪,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诬陷别人。仇恨、争斗就难以避免。愈窝里斗,愈发罪孽深重。最终有一个人会让天下人知道他是最清白、最高尚的,此人就是皇帝。自古皇帝加尊号,可以用十几个最好的词藻,九五至尊以造假自我神化为乐。此等教化下,普通百姓也无自我反省之心。一块石头,在《圣经》里是检验人皆有罪的试金石,在中国却进入了一个很不光彩的成语:“落井下石”。

正如马丁.路德所言:“罪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罪人,这就是罪的最终形式。”

西方的圣人使徒保罗虽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,他说:“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”(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)。不但自认是罪人,而且是最大的罪人。彼得被公认是耶稣的大门徒,他也说:“主啊,我是个罪人”(路加福音5:18)!

 
 2)信靠上帝,向上提升。由于原罪,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,必须依靠耶稣基督,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,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,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,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,获得永生。

信徒们知道自己不行,所以谦卑地祈求上帝的拯救,并且天天追求长进,对罪恶敏感到极点、恨恶到极点,每时每刻依靠上帝的能力,才能战胜邪恶的私欲和外界的引诱。他们的榜样是绝对的完全的上帝,不是不完全的人。

人性是恶的,但自知丑陋,又去追求善。——这就是《圣经》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。承认自己是罪人,藉着神的拯救,就可以达到完满成熟的地步;不断地吸收神性,使人性向神性发展。所以人性是向上发展的、是越来越好,最好的永远在将来(盼望新天新地和与神一样丰盛的生命)。于是西方人在这两种观念下,向外追求,带动了文明的迅速跃升。

3)人为什犯原罪?基督教认为:因为上帝造人时赋予了人自由意志,人有选择自由,但人受肉体支配后易偏离上帝的正道,就犯罪了。罪的肇端就是人的贪婪和对自由的滥用;亚当夏娃滥用了自由而犯罪。人的罪不能根除,堕落的趋势是无限的,随时可能发生。人可以得救,却永远不能变得象神那样完美无缺。因此,永远不能神化人。

基督教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罪恶──救赎的过程伦理,是容忍撒旦的伦理。基督教在宣布人性恶的时候,其实已承认并容忍了人性恶,承认了人的不完善性。中国人凭极容易把“罪恶“与“乱臣贼子”联系在一起,罪恶应严厉制裁。这样,“罪”、“恶”的合理性就被抹杀了。因为人性是而是应该是“善”的,所以罪与恶是无法让人接受的,所以,在这个“仁爱”的国度里,改道后的妓女依然受歧视(见电影《红尘》),有过污点的人很难翻身(见刘恒《黑的雪》)。人们害怕创新、害怕犯错误──犯了错误就成了污点难以抹去。

基督教认为,人是尊贵的,享有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;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,绝不能放任其利欲的泛滥。我们心中时时刻刻要有神监督,就比较不容易犯罪。

 
 4)民主分权制恶。原罪暗示:人性不可靠,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“泛滥成灾”;所以应通过制度、组织机构建设来制恶。美国宪法之父,清教徒汉弥尔顿(Alexander Hamilton)曾告诉美国公民:“(在考虑联邦宪法的权力配置时)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,他的每一个行为,除了私利,别无目的。”

正因为人的罪性,人人皆有犯罪作恶的可能,必须用制度来制约个人的权力,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。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,他的私欲就会上升为法律;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司法权,他会判决世界都归他所有;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行政权,他就会把全世界踩在脚下。所以对由一群罪人建立的政府(组织的权力)一定严加防范,不能信任;不管他们是由圣君贤臣,或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,都必须像防强盗一样的防范他们,把他们关在笼子里。政府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,做到三权分立,保护人民的自由。基督徒顺从的,是神不是人;所以,人们有反抗暴政的权利。

对美国人来说,“抵挡专制就是顺服神”。“顺服神不顺服人”,既高扬个体自由,更使人敬畏秩序。没有信仰,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,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。顺应神的人或邦国将得荣耀,弃绝神的将被弃绝。基督信仰确立了人的自由和责任,并为人类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“反应”方式。

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:“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,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。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,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,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。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,而没有超越个人、政党及其‘主义’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、心理的基础,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。”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;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是民主的起源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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